香港消費券有用嗎?

經濟困難的時候寄支票或發消費券是世界各地政府都喜歡推行的政策。不過，這種財政刺激到底有多大作用，大家卻沒有統一的看法。日本于1999年發行了"地域振興券"，臺灣于2009年發行了“振興經濟消費券”，2011年有新加坡的“增長花紅”計畫，還有最近美國的CARES法案，其中效果最好的是100元補貼可以創造80元消費，效果最差的就只能增加10元消費。這麼大的差別可能反映了研究方法和資料的局限，但可能也與不同的補貼方式有關。疫情後內地各大城市（如杭州、武漢、廣州）也推出了數位消費券，但主要採用小額“減滿”券的形式，與世界各地大多數消費券不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其他團隊對這種特殊消費券的效果做過很好的研究。香港政府去年推出的消費券也通過數字支付平臺發放，卻是不折不扣的現金抵價券，不僅面額高達5000港幣，使用場景也非常廣泛。根據香港財長本週一透露的資訊，香港政府的內部評估比較樂觀。根據他們的預判，每100元補貼可以帶動超過80元的消費，高於各項研究估計的上限。這種樂觀態度或許也是坊間質疑香港消費券的原因之一。

認為消費券基本無效的主要理由是消費券的“貨幣特性”（fungibility）。香港發行的消費券，從理論上講在消費券有效期內與非消費券支付是完全可替代的，也就是有十成的“貨幣特性”。因此，有理由推斷消費者會用消費券替代其他數字支付，導致財政刺激失效。香港政府真的錯了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聯合螞蟻集團研究院，通過比較AlipayHK消費券用戶及未合資格申領消費券用戶在計畫推出前後的消費差異（即所謂雙重差分法）。我們發現消費券在AlipayHK平臺上拉動了約1.1倍於消費券面額的消費（即每人5400元）。大多數消費券用戶在很短時間裡花完消費券。而且消費券用戶在支付寶上的非消費券數字支付相對於非消費券用戶（對照組）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400元。這就意味著香港消費券並沒有理論上的“貨幣特性”。此外，我們發現消費券用戶增加的消費集中於餐飲、百貨及服務類消費。這些消費屬於非耐用品和服務類別，對於本地經濟和就業復蘇具有重要意義。數位消費券的推行也有促進電子支付的作用，即使是非消費券用戶（對照組）也增加了他們在AlipayHK上的消費。

在排除了消費券擠出數字支付的可能性之後，另一個可能讓消費券失效的原因是消費支出從會其他支付平臺轉移到支持香港消費券的支付平臺（比如八達通和AlipayHK）。我們前面提到的在AlipayHK平臺上增加的5400元消費可能就會有一部分來自比如現金或信用卡支付的轉移。這種轉移對支持香港消費券的支付平臺有利，卻無助於提振消費。由於缺乏除AlipayHK以外的支付資料，我們只能用兩種方法來推測支付方式轉移的規模。第一種方法是只研究那些在消費券推出前後，消費模式變化不大的消費者。另一種方法是構建一個支付方式的理論模型，用來推測其他支付方式上的消費支出變化。這兩種方法的計算都表明存在一定規模的支付方式轉移。但是，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香港消費券依然增加了人均4000元消費，是消費券面額的80%。這是以往財政刺激政策效果的上限，接近香港政府的樂觀估計。

香港消費券究竟增加了多少消費？如果不能掌握所有主要支付平臺的資料，恐怕沒有人能給出準確數字。但是，AlipayHK的資料至少說明香港消費券缺乏“貨幣特性”，沒有擠出非消費券支付。這是我們判斷香港消費券效果明顯的主要理由。為什麼香港消費券比大多數其他類似的刺激政策有效？目前我們還沒有答案。香港消費券有別于傳統消費券或者現金的數字支付特性可能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可能是人類對於消費券的“有限理性”。這些可能既值得更深入的學術研究，也值得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參考。

宋錚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
史冊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耿浩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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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式發表於《信報》2022年3月8日，並被《財新網》轉發

信報: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3062596/
財新網: https://opinion.caixin.com/2022-03-03/101849976.html